30多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國內外對各種原因進行了廣泛研究和分析，但有一個原因未被充分關注，即經濟的“混合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混合經濟。
所謂混合制度，是相對于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中單一型制度提出的。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指出，可使一個國家的經濟獲得良性發展的市場經濟制度至少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自由型市場經濟制度(簡稱LMEs)，這種經濟制度主要是通過市場、企業來協調經濟行為，典型代表為英美加等國。另一種是協調型市場經濟制度(簡稱CMEs)，主要是通過非市場機制，如非正式網絡、組織議價等方式來調節經濟行為，典型代表是德日澳等國。這兩種制度的成功雖然原理不同，但都是源自不同制度領域間的相互協調：當一個國家越接近單一的LMEs或者CMEs，各制度領域間的協調性越強、經濟發展越好;相反，當一個國家兼具兩種經濟體制特性、混合程度越高時，越阻礙經濟的發展。
按照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應是低效、緩慢的，但中國近十年來以將近10%的經濟增長率高速發展，而單一制度的美國和日本甚至出現經濟負增長，尤其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這說明，單一市場經濟制度在面對外部危機時，經濟并不能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中國的“混合經濟”制度為何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
從宏觀層面看，中國“混合制度”的特點是國家或地區所有制結構的非單一性。它是由國有、集體等公有制經濟和個體、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組成的，同時還包括擁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合資、合作經濟。概括起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就是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
從微觀層面看，中國的“混合制度”是在一個企業中，產權主體多元化，由不同所有制性質的投資主體共同出資組建。其特點主要體現在四個領域：
一是在公司治理領域。中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是類似英美國家的系統架構，因此是偏向LMEs導向的：采取董事會的管理方式，股東監控經理以確保自身的利益。但同時又出現大股東主導公司以及缺乏分散股權的結構等CMEs的主要特征。因此，中國的公司治理制度不可歸為LMEs或是CMEs的任何一種，中國企業并未遵循單純的股東治理路線或是利益相關者的治理路線。實踐證明，這一架構在轉型期是行之有效的。
二是在勞資關系領域。中國的公司在勞資關系方面持續地朝著市場導向的模式進行轉型，但在轉型過程中，企業的控制部門仍具有較高話語權。忠誠與公平的觀念仍存在于關系治理中，這些改革前的思想仍舊影響著改革期經理人的決策，雇傭關系呈現了很多協調型市場經濟的特點。
三是在公司間關系領域。中國文化內涵下的“關系”是影響公司運營績效的關鍵因素，其塑造了企業應對各種問題的方式，并對企業資源的流向起到直接作用。不過在與企業間關系高度相關的創新領域，創新偏向于LMEs的特性，大多由企業內部獨立完成，企業間合作較少。
四是在技能培訓領域。中國的教育和在職培訓方面大致上是LMEs類型，企業對員工進行一般技能的培訓。但目前國家也想培養出類似德國等CMEs國家的專業型勞動力，即關注于專業深度上的培訓，并從制度上進行支持。
簡而言之，中國的企業在公司治理、教育及在職培訓兩大制度領域是偏向LMEs的特性，但兼有CMEs特性;在雇傭關系、公司間關系及研發與創新兩大制度領域是偏向CMEs的特性，但兼有LMEs特性。中國不屬于兩種基本市場經濟體制的任何一種，可以說是“混合制度”的典型代表。結合中國起點的特殊性與這些領域間的相互作用進行考慮，會發現中國特殊的“混合制度”具有優勢的原因所在。
首先是經濟系統內的制度互補性。不完善的競爭條例、政策以及產權不明晰，以發達資本主義的視角來看，這是缺乏效率的有缺陷的制度。但在中國，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之間存在著高度協調性。中國具有“關系”這一社會軟資本，企業通過在不同于西方的中國內涵下的“關系”網絡中與其他經濟參與者的合作，比如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競爭者以及政府等，來提升自身的競爭優勢并應對制度缺陷;公司間或產業間的合作研發網絡并不發達，研發多由企業自身的研究部門完成，偶爾會同研究機構合作;雇傭關系領域中非市場型的協調方式，也給企業間與企業內部各部門間的非市場形式的協調創造了條件�？梢哉f，中國運用非標準形式的制度支撐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這足以從另一方面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
其次是起始條件的獨特性。中國可觀的經濟增長有賴于合情理但不健全的制度，甚至比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中的制度類型更有效。中國的轉型過程是漸進的，雖然建立了支持市場發展的一系列基礎制度，但是執行與監管都十分不足。鑒于這一限制，發達國家的“經驗制度”要求了太多基礎制度的支持，所以并不適宜這一階段的中國，這也表明目前的一些制度對市場導向的改革是最行之有效的。
最后是國民對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獨特認識。國民對國有經濟不滿但心存依賴，對私有經濟向往但心存忐忑;國有經濟缺乏效率但對國民經濟起著支撐作用，私有經濟充滿效率但卻是市場問題的主要來源。如此“混搭”的結果，是國有經濟保證了經濟的穩定，私有經濟保證了經濟的活力，因而相得益彰。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國有經濟逐漸有了效率，私有經濟逐步規范。同時，在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及做強做優的過程中，產權主體多元化也促進了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而國有企業對私有企業的投資，也促進了私有企業向正確的經營導向邁進。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在未來需要做的是，一方面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混合制度理論，另一方面更進一步樹立對社會制度的信心，并在此基礎之上建立起更顯著的混合制度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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